[企业]一文看懂中国企业创新的真正实力

ag8编辑 ag8娱乐 2019-08-23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尽管从表面上看,企业参与开源运动并不能获得直接的好处,但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却可以获得人才、获得市场,从而为自己争得有利的战略地位。

  一旦企业用开源软件成功地占据了市场,它们就拥有了足够的战略空间。利用自己在市场上的优势,它们完全可以获得丰厚的收入。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盖茨的这番言语似乎很有道理。我们知道,软件开发人员一般都有自身的工作,并且还往往收入不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挤出精力来从事开源软件的开发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如果不能因此而获得相应的回报,那么他们又有什么理由来投入这种活动呢?或许,我们可以用利他主义、兴趣等因素来对其进行解释,但是这些因素充其量只能解释软件开发者从事开源行动的一小部分动机。事实上,很多开源项目的研发都耗时、耗力巨大,如果毫无回报,而仅仅依靠利他主义、兴趣,似乎很难支持这些项目的完成。

  亚当·斯密曾经在《国富论》的开头强调过,分工是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动力。作为一种协作形式,“开源”显然为斯密的这一论断提供了最好的证据。通过将软件的源代码开放,可以免去软件研发者们对一些基础程序的重复开发,让他们可以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一些特殊的领域,从而大幅提升他们的开发效率。与此同时,“开源”还允许不同的研发者们更好地进行交流切磋,从而达到相互启发、激发灵感的作用。所有的这些,对于推进整个软件开放行业的进步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自由软件联盟”的共享理念十分令人尊敬,但多少有些激进。由于这个原因,不少“自由软件联盟”的成员逐渐与“联盟”分道扬镳。这些人中的一部分认为,“自由软件联盟”所倡导的技术分享理念是正确的,但所谓的“自由”(注:在英文中,free同时有自由和免费的意思)却与商业社会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考虑到这点,他们主张用“开源”来取代“自由”作为口号,继续推动软件研发中的技术分享。这一系列的努力,就是后来的“开源运动”。

  正是这一原因,不少软件业的从业者在一开始都不太支持“开源”或者“自由”的这种研发形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在1976年2月3日,他曾发表过一封《致爱好者的公开信》(AnOpenLettertoHobbyists)。在信中,盖茨指出:“有谁会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来做这些专业的工作?什么样的爱好者才会投入三年的时间进行开发,找出所有错误、编写文档,然后将产品免费发布?事实上,只有我们大量投资来为个人电脑做软件。”

  从渊源上看,开源理念其实是对软件研发领域流行的共享理念的继承和发展。最初,从事软件开发的人员主要集中于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研发部门。作为“学院派”,他们天然地把软件开发视为一种学术活动,因此也习惯地将研发的结果作为学术成果在彼此之间进行分享。这个时期的很多知名软件,例如著名的Unix系统,以及其上的不少应用软件,就是在这种分享的环境当中产生的。然而,法律的变动很快就打破了这种分享的氛围。1980年,美国对著作权法进行了修改,对涉及计算机的知识产权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在此之后,很多科研机构和企业都对自己研发的软件申请了知产保护,软件开放领域的共享时代从此宣告结束。

  为什么国内外的大型平台企业都在近期不约而同地盯上了开源市场?这对于整个行业的生态又会产生什么影响?要明白这一点,我们还需要从头说起。

  从共享到开源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陈永伟/文6月25日,由云原生计算基金会(CloudNativeComputingFoundation,简称CNCF)主办的云原生技术大会在上海召开。在大会上,腾讯开源联盟主席、腾讯开源管理办公室委员堵俊平首次公开了腾讯整体的开源战略路线图。

  那么,从事开源研发的人究竟能获得怎样的回报呢?“开源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埃里克·雷蒙德(EricRaymond)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大教堂与巴扎》(TheCathedralandTheBazaar)。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过一种解释:“开源”其实是礼物经济的一种体现。雷蒙德指出,在“开源”社区中,并不存在着必需品的稀缺,因此货币化的激励对社区成员的吸引力并不大。与之相比,在人群中的威望、荣誉要显得更加重要。要获得这些无价的“货币”,人们就需要提供自己的礼物——无私地为整个社区提供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再看第二个原因——对市场的争夺。一般来说,开源可以大幅节约软件的研发成本,因此比起封闭开发的商业软件,开源软件的成本往往要低得多。由于这种原因,开源软件在对市场的拓展上通常要比商业软件更为迅速。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企业通过参与开源来吸引人才,并不是说企业要将发现的人才统统招聘到自己的旗下。事实上,很多企业也并没有指望拥有所有得力人才,而只是希望通过开源来利用这些人才。例如,谷歌对其人工智能系统TensorFlow的开源决定就是基于这种考虑做出的。谷歌首席科学家杰夫·迪恩(JeffDean)指出,传统的软件研发实在是太慢了,通常是一个程序员花上几个月写完代码,然后上会讨论,再根据其他人的意见进行相应的修改。相比之下,如果采用开源的协作开发形式,谷歌开发人员能够实时与科学界进行协作,谷歌之外的人才也能够参与TensorFlow源代码的编写,而机器学习技术的共享能够广泛吸引更多的技术人才完善TensorFlow系统。这样,TensorFlow的开发进度就大大加快了。

  仍以安卓系统为例。尽管安卓如此成功,但它却是开源的,并且根据GPL协议,这一系统的代码版权不属于任何个人和机构,因此其开发者谷歌并不能对其收取任何费用。既然如此,那么谷歌为什么还要对其进行研发,随后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其进行维护呢?难道是要学雷锋做好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尽管谷歌并不直接从安卓系统收费,但却是从安卓赚到了很多钱。这里面的秘密其实就在于平台企业常用的“交叉补贴”战略。

  据堵俊平介绍,腾讯开源将重点关注IaaS、容器与云原生、数据库、大数据与AI、中间件、IoT/边缘计算、小程序生态等领域。他表示,腾讯开源将倡导“开放、共享、合力开发”的研发模式,以发起者和贡献者的方式积极参与国内外开源社区建设,对内成立开源管理办公室,每个开源项目都设立相应的管理委员会,对外积极参与开源社区合作,持续不断地向开源社区捐赠项目、贡献“补丁”(patch),同时输出行业标准。

  尽管如此,很多软件开发者依然对共享理念予以了坚持。1985年,在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理查德·斯托尔曼(RichardStallman)的倡议之下,一个名为“自由软件联盟”(FreeSoftwareUnion)的新组织成立。这个新组织以消除知识产权对软件业的束缚为宗旨,倡导一种理想化的软件产业发展模式。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之下,“自由软件联盟”推行了一套“通用性公开许可证”(GeneralPublicLicense,简称GPL)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任何使用自由软件的人都必须将在其基础之上进行的修改和创新与其他人共享。

  遗憾的是,尽管雷蒙德、梯若尔和勒纳等人的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具体的个人为什么有激励参与开源软件的研发,但这些理论并不能解释企业参与开源软件研发的动机。一方面,企业不同于个人,它追逐的目标更为单纯,除了利润之外,它们不会有荣誉、威望等考量。考虑到这点,即使纳入商誉等因素,企业从事开源研发的激励也不会太高。另一方面,个人需要求职,需要向潜在的雇主展示自己的能力,但企业却没有这方面的需要,因此他们不会为了出于展示能力的目的而从事开源开发。即使一些小企业也可能通过这种机制来做广告,从而为自己找到潜在的收购者,但那些大型企业一般没有激励这么干。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现在最有激励参与开源软件研发的,却正是那些财大气粗的大型平台企业,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企业为何热衷于开源

  所谓“开源”(OpenSource),顾名思义,就是将软件的源代码发布到某一虚拟社区,允许所有的社区成员对其进行修正、改进和创新,并将其成果与社区内的所有成员共享。

  目前,产业互联网的大潮正在袭来。相比于消费互联网的红海,这一片新兴的市场可谓是十足的蓝海。为了在这块市场中迅速做大,平台巨头们正在纷纷谋篇布局,而开源无疑就是这场争夺中的一个重要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台巨头之间的开源战争才刚刚开始。

  目前,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在内的一大批巨型企业都在为争夺这片市场而努力。那么,怎么才能在这场争夺中迅速获得优势呢?一个最简单的思路,就是让本企业的标准成为整个行业的标准。而要达到这一点,企业就首先要让自己的标准有足够的使用者。显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开放自己的底层技术,吸引更多的研发者在此基础上进行建设,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争夺策略——这一方面可以争取直接的用户,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产品的丰富来吸引更多的间接用户。最终,借助网络外部性的力量,它们就可以迅速夺取市场。

  尽管作为一种协作的形式,“开源”确实很有效率,不过这种效率的实现却依赖于一个前提,那就是参与协作的人都要有足够的积极性参与这项活动。然而,从“经济人”的视角看,这一点似乎很难得到保证。虽然“开源运动”的参与者有时会强调“开源”和“自由”之间的区别,但在多数情境下,两者的主张其实并没有本质不同。很多的“开源”协作参与者并不从软件的研发中获得直接的经济回报。

  相比于雷蒙德对精神回报的强调,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梯若尔(JeanTirole)的解释就要显得更为“经济”了。在和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乔希·勒纳(JoshLerner)合作的一系列论文中,他提出了激励软件开发人员积极投身开源软件研发的几个理由。梯若尔和勒纳认为,参与开源软件的研发除了能够获得雷蒙德所说的威望和荣誉,从而满足自身的心理需要外,还能为研发者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一方面,开源软件的研发就好像是一个演练场,参与这些活动有助于研发人员积累有益的经验,从而使他们能在后续的工作中表现得更好,同时获得更高的回报。另一方面,参与开源软件的研发,其实也是开发者展示自身能力的一个良好机会。只要能在这些领域有足够好的表现,他们就可以更容易地被潜在的雇主或猎头发现,这也有助于他们找到更为高薪的职位。如果我们认同梯若尔和勒纳的说法,那么人们参与开源软件的研发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义务劳动,而只不过是把当期应得的回报做了适当延迟而已。在实践当中,正是这种延迟的报酬体系构造了一个潜在的市场,从而让人们乐于参与免费的开源软件开发。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谷歌推出的安卓(Android)系统。它并不是最早的手机操作系统,在此之前,塞班系统曾一度占据了手机操作系统的榜首,而苹果的iOS系统也要比安卓系统出现得更早。然而,在安卓出现之后,只用了很短时间就夺下了手机操作系统市场第一的位置。根据Gartner发布的数据,2018年安卓在智能手机系统中占有的份额高达85.9%,位居第二的iOS系统的市场份额则只有14%,而其他各种系统的市场份额加在一起只有0.1%。这个例子充分说明,在抢占市场份额这点上,开源软件确实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我看来,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一是为了抢占人才,二是为了抢占市场。

  我们知道,谷歌其实是一个多边平台企业,它不仅做系统,也做应用软件。诚然,谷歌对于安卓系统采取了开源和免费的策略,然而它对于系统搭载的各种APP,例如谷歌搜索、谷歌浏览器、谷歌地图等却是不开源,并且是收费的。由于安卓的开源和免费,很多手机制造商都选择将其作为了自己的系统,伴随着这个过程,一大批收费的APP也就被装入了手机。谷歌通过对这些APP收费,不仅足以弥补为开发安卓系统而投入的大量费用,还能赚得盘满钵满。从这个意义上看,将安卓开源,其实并不是谷歌的慈善,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十分高明的竞争策略。事实上,目前欧盟对谷歌发动了一连串调查和诉讼,其中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谷歌利用开源的安卓系统占领了大量的市场份额,然后再滥用由此积攒的市场支配地位来搭售自己的其他产品,由此产生了排除限制竞争、损害消费者福利的后果。

  先看第一个原因——对人才的追求。“21世纪最宝贵的是什么?是人才!”用电影《天下无贼》里的这句台词来形容IT行业的现状,是最为贴切不过的。为了搜寻、招聘有能力的程序员,相关企业都用尽了心思。然而,程序员的资质是很难鉴别的,我们很难通过学历、证书,或者奖项来评判一个程序员的价值。相比于这些指标,实际的解决问题能力是更为重要的。而能够有效解决开源软件遇到的问题、对开源软件进行有效的修改和创新,显然是证明开发者能力的一个有效办法。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很多大型的企业都致力于投入开源活动,甚至自己搭建平台,组建开源社区,以此吸引人才的到来。

  产业互联网,开源争夺的下一个制高点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开源运动”一直进行得轰轰烈烈。最初,这个运动只是一些研发人员自发参与。随着运动的深入,很多大型企业也逐步加入进来。目前,“开源”已经成为了一种与封闭开发并行的软件协作开发形式,并且越来越有超越、压倒后者之势。

  只要我们关心一下业界动态,就不难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外的大型平台企业都在积极推进开源战略。例如,阿里巴巴已参与九家全球开源基金会及组织,并主导开源了400多个项目,涉及中间件、框架、组件、数据库、存储、工具等领域。就在不久前,阿里巴巴还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开源组织持续交付基金会(ContinuousDeliveryFoundation,简称CDF),并成为了CDF的创始成员。在国外,科技巨头则更是在开源领域动作不断。仅在2018年,开源领域就发生了多起大型并购——微软以75亿美元收购了开源软件开发平台GitHub,IBM则以340亿美元的天价收购Linux供应商“红帽子”(RedHat)。而在今年,巨头们在开源领域的竞争则持续升级。例如,亚马逊为了“抗议”开源云工具公司Elastic“更改了有关共享其软件代码的规则”的行为,于3月发布了自己的Elastic-Search开源代码库;而谷歌则更是围绕混合云、数字化转型以及行业焦点的战略,一口气推出了Anthos和Cloud两大平台,并宣布与七家“业内领先的、以开源为中心的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型平台企业对开源领域的争夺已经日益趋于白热化。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整个互联网的重心正在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在这种背景下,开源市场的争夺可能会变得更为激烈。尽管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对相关产业的支持和配套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然而,传统的装备配套方案一般是非标准化的,这决定了企业在进行业务扩张时,边际成本很难迅速降低,企业试图通过扩大规模来实现降成本的努力很难实现。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以标准化的方案来替代非标准化,就是推进产业升级的重要一环。在这个过程中,蕴含着巨大的生产潜力的释放,也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会。可以说,谁能夺下产业互联网这个巨大市场,谁就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导行业的发展。

  人们为什么乐于参与免费的开源软件开发

  中国市值500强公司的上市地点仍集中于内地,以上海为主,共计220家;占比44%;深圳市场有146家,香港市场和美国市场分别有109家和25家。

  按上市公司总部的省市分布来看,500强总部位于北京的公司最多,合计99家;其次是香港、上海、广东和浙江,共有317家企业位于这5个经济最有活力的省市。

  在市值500强中,来自金融、工业、信息技术行业的公司较多,分别有85、83和72家,同时非日常消费和医疗保健行业占比在9%以上。

  3、行业分布集中金融与科技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中国上市公司(主要业务在内地)500强的总市值约57.9万亿元,比去年末的48万亿元增长了20.6%,略高于同期上证指数涨幅(19.5%)。

  4、500强北港上最多

  截至2019年6月底,有11家公司借IPO跻身500强,其中包括瑞幸咖啡、华林证券、青岛银行、瀚森制药等上市公司。

  5、年内IPO公司新晋市值500强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仅供投资者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

  在港上市的中国公司(不含两地同时上市)中,腾讯控股、中国移动、美团点评、中国海洋石油、邮储银行上榜市值前五。美国市场中(不含两地同时上市),除了阿里巴巴一马当先之外,还有京东、百度、网易和新上市的腾讯音乐排名靠前,总合计市值5.48万亿元。

  1、500强市值门槛大增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进入500强的市值门槛,从2011年年底的103亿到2019年年中的250亿,市值门槛已经增长超过一倍。

  2、500强公司仍以沪市居多

  中国上市公司市值500强榜单(2019年中)

  截至2019年上半年结束,500强公司的市值分布又是如何?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10家公司市值超过1万亿元,116家市值超过1000亿元,500亿元-1000亿元的有113家公司,其余公司的市值在500亿元以下。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上市公司总市值数据均换算成人民币计价;多地上市企业使用A股数据,香港和美国两地上市的以前者为准;数据截止时间为2019年6月29日。下同。

  排名前10的公司市值均超过了1万亿元,而去年末为9家,贵州茅台首次跻身1万亿市值俱乐部。在这10家万亿公司中,中国平安上半年位次提升最多,排名提升了4位。

  2019年上半年收官,中国公司市值年中排名确定。在美国上市的阿里巴巴以30329亿元总市值位列第一,2018年底排名第一的腾讯控股此次屈居第二。

  (文章来源: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截至2019年6月底,市值方面,沪市公司合计达到30.13万亿元,占比约52.04%。其中,市值靠前的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平安、农业银行和中国石油。与此同时深市企业合计市值9.23万亿元,占比约15.94%,市值排名前五的公司有五粮液、美的集团、格力电器、万科A、海康威视。

  而合计市值方面,金融类企业居领先地位,达到177142亿元,占比31%。此外,工业、信息技术、非日常消费品的行业市值占比也在10%以上。

  相反,为了克服隐性帝国主义,企业必须从根本上重新考虑其商业模式的每一个要素。”他们认为,“在大型新兴市场的成功肯定会改变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现代跨国公司的形态。”

  我们已经从宏观的角度指出了时代的变革性和商业新趋势。在过去40年,全球产业技术总体处于模拟向数字转变的周期。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商业模式创新与生产组织管理创新,才是“企业帝国主义”思维走向衰落的根本。

  跨国公司以帝国主义的思维模式运作,认为大型新兴市场是旧产品的新市场。进入这个市场,现有产品的销量会大幅增加,或者有机会从落日技术中榨取利润。此外,企业中心被视为产品和流程创新的唯一中心。许多跨国公司并未有意识地将新兴市场视为其全球业务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的来源。

  从商品力到产品力

  伦敦政经学院研究指出,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的创新溢出效应最为明显,为其他技术创新的2倍。

  让跨国公司竞争对手迷惑的是,尽管多数中国企业存在明显的核心竞争力短板,比如芯片、存储、专利等,但这些中国公司似乎拥有另一种魔力,使跨国公司欲罢不能。

  第二,产品力观念改变了传统经济的竞争和发展要素。在商品力概念中,品牌、技术、渠道、管理、人才等要素被视为竞争和发展的关键要素。在融合经济时代,用户与数据是最为核心的要素。

  第三,通过高效灵活的产业价值链管理而不是产业链生产组织管理,不断提升以产品力满足用户和市场需求的水平,进而形成对产业价值链的核心管理能力。而这种管理能力,体现在对产业价值链的信息、资源、供求关系、创新依存关系、用户价值等方面的运算与服务能力。即,产品力越来越体现出计算能力。

  过去20年间,新兴市场力量快速崛起,中国的表现尤为出色。看看“世界500强”榜单里中国企业的情况,从 1995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同时涵盖了工业企业和服务性企业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上榜企业数量能像中国这样如此迅速地增长。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企业在这场变革与被变革的过程中跃然登场。

  大变革时代

  在传统跨国公司眼里,这已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竞争临界点。日益焦灼的中美贸易争端,表面看是贸易额与市场权益的分歧,是中美之间的经济与商业利益的争夺,而更核心的争夺则来自于发展能力,其中不仅仅是技术能力的竞争。跨国公司日渐式微的商品力与中国企业日渐强大的产品力,已经成为中美竞合关系平衡的新天平。

  虽然在 21 世纪初多数本土企业的商业模式仍是“外资的中国代工厂”,但在生产组织与管理、人才管理、技术与产品创新等方面,均拥有了一定独立应对市场的能力。特别是在国内市场,受益于二元消费和消费增长,本土企业对外资的市场替代越来越明显。

  上述趋势中,产业而不是行业的发展趋势和竞争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

  中国企业家们更意识到,产业能力不仅仅是核心技术,也不是品牌、人才、供应链等单一要素问题。TCL集团董事长、TCL实业控股董事长李东生指出,“更重要的是价值链的竞争,而不是产品的竞争,而供应链体系难在它是一个合作体系,而不是一个竞争体系。TCL国际化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懂得了供应链竞争的真谛。”

  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即将进入大公司时代,大型企业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与节拍器。特别是大型工业企业,正利用自身传统的低成本生产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向全球产业价值链管理的创新者转型。中国大公司创新实践的过程,必将对全球化及中国经济产生颠覆性影响。

  尽管全球性公司依然是个实践品,但它已经具备了三个重要特征。

  2012年3月,长江商学院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发布报告《“中产阶层” 的大挑战:透视中国大型制造企业及其全球化道路》,提出了“中产阶层企业” (Middle-Class Enterprises,MCE) 和“中产制造型企业 ”(Middle- Clas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MCME)概念。

  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海外渠道“断线”,中国企业开始自谋生路。这时,受益于政府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自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驶入“以内保外”和“以外促内” 的发展阶段。复星集团的战略“中国市场嫁接全球动力”,恰如其分地表述了中国经济过去十年的内外部发展环境与战略条件,中国企业开始寻求通过海外并购修复短板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

  总体看,中国企业围绕产品力打造全球资源整合型企业 的转型实践表现出如下战略特征。

  不折腾,向前看。中国经济与中国企业未来可期。

  十年间,中国企业发生了怎样的质变?之于未来,这意味着什么?

  中国经济庞大的发展势能与独特的发展模式冲击了传统的世界经济发展秩序与竞合格局。如今,中国企业跃然登场,开始尝试从全球化的配角变为主角,成为变革的新势力,十年间,中国企业发生了怎样的质变?之于未来,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将改革开放前30年 (1978-2008)的中国经济发展比作“巨龙复苏”,过去十年(2008-2018),中国经济则演绎了 “大象也能跳舞”。2008 年,中国GDP为4.60万亿美元,约是美国的1/3和日本的90%。2018年,中国 GDP达到14.09万亿美元,已经是美国的70%和日本的2.7倍,几乎是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的总和(15.25 万亿美元)。

  这样,产品替代商品,消费者替代生产者,传统经济学原理和产业组织理论被改写——创造、顺应和满足了这种供求关系和经济结构的商业社会催生了经济的新物种。即,决定核心技术竞争力价值转化的条件正从供给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从商品力到产品力。这种转变使消费者力量得以准确赋能企业的供应链管理。

  不折腾,向前看

  在产业内部,有竞争力的企业往往在生产管理效率和收益实现能力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从而确保用于市场交易的商品拥有较强竞争力,我们将此称为“商品力”。其中,构成商品力的技术、品牌和渠道等是外化表现的收益创造能力,属于表象竞争力;流程管理、组织管理、商业模式创新等则是创造价值的内功,是内在竞争力。

  例如,在战略联盟、基础研发、创新业务解决方案等领域,TCL与产业内外的世界一流公司展开战略层面的合作。虽为传统意义上的竞争者,TCL与三星的合作却非常密切。

  最为典型的案例是苹果与诺基亚在手机产品中的竞争。苹果的优势不在于手机硬件本身的竞争力,而是以“iPhone+IOS+Apple Store”组合建立的“软硬结合”的商业模式。遍布于世界各地的APP生产者,本身也是消费者。挖掘大众市场的创造力与创新力,苹果公司开创了全球性公司商业模式的新范式。

  2011年4月,在华星光电t1投产前,三星电子以15亿元人民币购入该项目15%的股权,同时 TCL 出资1亿美元购入三星苏州液晶面板项目10%的股权。此次的交叉持股,使两家企业在面板产品线上形成互补,也巩固了 TCL在液晶产业上下游和三星领域的战略合作关系。

  中国企业在产品力方面能够快速形成竞争力的关键促进因素是:第一,对产品的关键生产技术的掌握,拥有完整 的解决方案。第二,中国制造的产业完整性,能将解决方案快速应用于生产。第三,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促进了生产与销售方式的创新。 第四,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应用广度和深度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过去十年也是技术创新推动社会经济转型的“变革十年”。美国和中国积极拥抱新经济,不仅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借此从经济总量上拉开了与欧盟和日本的距离。

  创新“后座力”提供了一个反向经济范式。过去,受制于供给约束,消费者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只能在市场中的货架上去购买一成不变的商品。

  第三,扩张全球协作发展合作伙伴与合作网络,提升供应链的价值协同。在产业标准、战略联盟、基础研发、创新业务解决方案等领域,与产业内外的世界一流公司展开战略层面的合作。在推动建立全球性产业协作与战略联盟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充分利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通过推动建立区域性产业集群,也迫使跨国公司参与其中。

  “大象”舞姿翩眇,中国本土企业居功至伟。改革开放前 30年是属于外资的时代,超过半数的进出口贸易由跨国公司主导,外资分享了中国经济开放的成果。过去10年是属于中国本土企业的时代,改革开放影响下厚积薄发的中国本土企业全面发展壮大,特别是民营企业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发展成就。

  而所有的商品力要素是产品的关键构成,而不是决定力量。产品力是一种发展能力,而不仅仅是满足竞争需求。发展能力最核心的是,创造并管理用户价值的能力。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普及发展,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什么是用户价值?服务创造了用户价值。

  他们指出,“当西方管理者听说印度和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时,他们倾向于从欧洲或美国的中 产阶级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是帝国主义思维模式的一个标志,即每个人都必须和我们一样。”

  第二,在掌握了产业链重要环节的应用技术能力后,加大对自有品牌的价值管理,即使在发达国家市场,也不再迷恋于国际品牌。这样,中国企业完成了品牌赋能方式的转变,以及从生产和成本到技术与服务的转变。

  来源 长江商学院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

  它们在生产制造、消费服务、对外贸易、供应链管理、品牌管理、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全球化等方方面面,业已表现出较强发展能力和竞争力。既涌现出华为、正威、魏桥、美的、 TCL、格力、三一、吉利、潍柴等一批 世界级产业巨头,也有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京东、小米、滴滴、大疆、美团等众多拥抱未来经济的创新者。

  第一,产业大融合。过去毫无关联的产业,如今也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比如汽车制造与手机厂商,现在正联手推动智能汽车产业发展。

  在跨国公司所建立的传统全球经济一体化秩序中,中国企业居于产业价值链的末端,与跨国公司的经济关系本质 是商品买卖关系,缺乏内在的软性价值协同,如研发、人才、创新管理、品牌与渠道管理等。这样,中国企业无法构建起完整的商品力发展能力,也就缺乏在全球市场的竞争能力(图表5)。

  过去十年,世界经济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中国企业弯道超车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国企业也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在如此有利的发展条件下,中国企业要以全球视野管理自己的商业欲望,提升自身的事业定力。一方面,继续强化自身对市场的敏感性和管理能力,反向提升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管理能力。另一方面,重视并扩大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利用好中国在新技术应用领域的产业集群效应,提升相关领域的生产制造水平。

  普拉哈拉德(C.K. Prahalaad) 和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在《跨国公司扩张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Corporate Imperialism)3的文章中提出了“企业帝国主义”的概念。

  在本土化迈向全球化的转型道路上,中国企业的实践始 于视野与思维的根本性转变。中国的企业家们意识到, 要想彻底摆脱价格战、突破核心技术、避免“国际化陷阱” 等,就必须拓展自身的产业能力。

  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企业“创新的后座力”先发优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众市场的认知和发展能力,特别是在新兴市场。第二,用户价值和满足并创造用户需求的意识和响应能力。第三,在技术和供应链方面,已经形成的国内集群效应,以及拓展新兴市场的经验。第四,庞大的国内市场根据地。第五,中国企业的管理经验和方法,特别是发展新兴市场方面的优势。

  中国企业创新的 “后座力”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新型企业将被人们透彻地理解成“全球性的”,而不再只是“跨国性的”了。彭明盛指出,“全球整合型企业是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目前虽正处于萌发阶段,但标志着企业演变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三,企业间关系的决定因素是产业协作的广度和深度,商品竞争并不影响产业协同合作。比如三星电视与 TCL 电视存在非常直接的竞争关系,但二者在显示技术标准、液晶面板供应链等方面,有非常直接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并没有因彩电的竞争而动摇,原因在于商品的竞争不在于商品本身,而在于内容的差异化服务。即对用户价值的管理能力,决定了商品竞争力。

  什么是商品力?传统经济模式中,在一个产业内部,多数企业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供求关系开展经济活动。企业的竞争力,主要集中在生产管理效率和收益实现能力。生产管理效率包括技术与研发、生产控制、流程创新、存货等成本化管理能力;收益实现能力包括品牌、 渠道、现金流、投资等营收变现水平。

  约翰·布朗(John Seely Brown) 和约翰·哈格尔(John Hagel III)在《创新的后座力:来自亚洲的颠覆性管理实 践》4 的文章谈到,如果西方企业不参与新兴经济体的大众市场,自身就无法培养出将来在新兴市场参与本土竞争所必须具备的能力。

  不过,现在就判定新兴市场企业已成功挑战跨国公司还为时尚早,而且就核心竞争力这个传统概念看,新兴市场企业还有太长的路要走。但无论怎样讲,全球性公司已经成为共识,它摒弃了很多传统,以新的经济逻辑和商业模式加速替代传统。

  他指出,跨国公司通常被认为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首要动力,但如今它正悄然地呈现新的形式。“由于整合和创新这两个孪生因素使跨国公司以国家作为中心的原有网络丧失了效率,甚至沦为多余的累赘,形势越来越清楚明白了:20世纪的公司模式不再是有助于创新的最佳模式。”

  现在,中国的大型互联网企业“从天而降”,“倒逼”传统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BATJ”这样的互联网巨头甚至直接参与传统产业数字化和互联网化改造,还在汽车、金融、零售、物流等行业成为改造传统的直接参与者甚至是主导者。

  它有着丰富的内涵。今天,我们从华为、TCL、小米、OPPO和VIVO以及阿里巴巴、腾讯等公司的商业模式中看到了一股潮流,相比于传统跨国公司,中国企业更加重视从用户价值的角度,以满足和充分挖掘用户需求为逻辑,快速迭代创新自己的商业模式,丰满自己的产业能力。

  彭明盛(Sam Palmisano)5在2006年发表的文章《全球整合型企业》(Glob- ally Integrated Enterprise, GIE)6 中, 清晰标注了注重新兴市场本土化的未来公司的形态。

  本文为长江商学院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研究报告《经济新物种:中国企业的实践与创新》节选内容。

  一方面,全球生产体系对“中国制造” 的需求显著提升。在 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出口贸易和经济实现井喷式增长,中国本土企业积累了相当的经济实 力和商业经验。企业盈利、经济发展也带动了社会财富的增长,为消费型社会转型提供了空间。

  “新兴市场已经进入了产品供应和选择的新时代。”普拉哈拉德和李侃如指出,“为大型新兴市场量身定做产品 并非易事。轻微的文化适应或边际成本的降低都不能解决问题。

  宏观看,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经济被动进行重大的结构性调整。主要受债务危机、老龄化和消费不足等因素制约,发达国家中的欧洲和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创新水平,都明显落后于美国和中国(图表2)。受此影响,发达国家一些传统的优势制造业和明星企业出现了严重的经营困境,这加速了全球性产业结构与市场竞合体系的重构,也影响了全球投资与贸易体系。

  同时,数字化、互联网等新经济技术还在商业模式、产品与服务、生产组织、供应链管理、市场与渠道等各个方面创造了全新的经济模式,创造出从未有过的产业价值和消费空间,从而循序渐进地改造并颠覆了许多传统产业。其中,新经济最显著的特征是捕获用户价值的能力,在供求关系上确立了用户价值至上和 C2B 经济模式。

  第一,重视对产业链核心技术环节的研发投入,但相比于跨国公司,更加重视下游的应用和整体解决方案,而不是单纯的前沿性研发。中国企业的技术研发得益于本土相对廉价的知识创新成本和人才优势。

  新兴市场崛起是21世纪的焦点话题。除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发展空间,庞大的人口数量被视为关键性要素,包括创造与消费两层含义。一直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被看作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是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的附庸者。现在看来,这个时代似乎要结束了,而其首要颠覆者是中国。

  2016年9月,已逐步由液晶显示转向OLED业务的三星以21亿元人民币购入华星光电t6项目约9.8%的股权,形成与TCL在大尺寸液晶面板的合作。对于华星光电而言,投资全球最高世代线面板无经验可循,三星显示或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也可成为其大尺寸面板的稳定买家。

  “企业帝国主义”时代终结

  当一个产业处于技术创新周期时,越是靠近产业链上游,技术优势明显的企业越会表现出竞争优势和产业主导性; 当一个产业处于技术稳定或技术转化发展周期时,靠近产业链下游,拥有品牌、渠道等优势会更为重要。当然,优秀的企业都必须拥有稳定、显著和持续创新性的表象竞争力和内在竞争力。

  在本土化迈向全球化的转型道路上,中国企业的实践始于视野与思维的根本性转变。中国的企业家们意识到,要想彻底摆脱价格战、突破核心技术、避免“国际化陷阱”等,就必须拓展自身的产业能力。

  中国企业的实践与创新

  例如,吉利收购沃尔沃汽车,三一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Pucimaisite),美的收购德国库卡(KUKA),双汇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海尔收购美国通用电气家电业务,山东如意收购百年奢侈品牌Bally等。

  融合需要两个条件支撑:其一,互联网和物联网等产业融合的基础设施,也包括芯片、智能显示等技术。其二,在产业间提供运营服务的企业,主要是信息、数据、用户和计算相关的服务,使不同产业因为融合而提升了产业的边际价值。Google、Amazon、Facebook、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公司,既表现出非常强劲的扩张发展能力和盈利水平,同时也明显展现了对传统产业强大的渗透能力。在产业融合的浪潮里,它们似乎成为主角。

  如果将全球大变革视为重大趋势,那么中国企业则迎来了难得的“奇点临近”时刻。中国企业超越传统跨国公司, 不会是简单的市场与竞争地位的替代。抛弃“企业帝国主义”时代,全球性公司已经处在重构供求关系的经济发展新时代,全球性公司因此将成为一类新的经济物种。

  过去十年,一大批新经济企业快速成长为“世界500 强”,彻底扰乱了全球化及传统产业和企业的竞合模式。在新经济方面的创新领导优势,是美国继续保持全球经济发展领导力的关键。

  中国得益于政府的充分开放与大力支持,互联网经济应用水平已取得了世界级领先优势(图表3)。例如在2018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中,所有的互联网服务公司排名均有大幅提升,而其全部是中美两国公司——京东、阿里巴巴、腾讯、亚马逊、谷歌母公司Alphabet和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图表 4)。

  第四,更加主动地拥抱互联网,特别注重发展终端产品的用户网络,以用户价值管理实现对产品力的创新管理。

  全球性公司是一股温和却强大的浪潮。温和是强调协作与协同,分享用户、信息和数据、计算能力。强大是网络化组织,从研发到生产,从销售到服务,从用户到数据。面向未来,谁率先构建起并有能力管理协同发展的网络,谁将成为全球性公司的发展管理者。

  2018年,在提出 MCE 和 MCME 概念六年后,我们重新评估了当年的“希望之星”。我们也再次走访了一些企业,特别了解了它们在技术与创新、供应链体系、全球化运营等方面的新突破。与七年前的预判一致,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速度惊人(图表1),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

  如今,包括新兴市场在内的消费者意志力量的整体性崛起正在从需求端改变着产品供给方式。消费者需求(大数据)通过互 联网直接传输到生产企业,需求直接作用于生产管理,产品再通过高效的物流 网络直达消费者手中。

  第二,注重分布式计算,即全球各种根据地之间形成极强的协同效应,而不再简单依靠中心计算(母公司)的资源分配,不再是一份图纸、一种设计包办“天下”。每个根据地都是资源整合的基地,也是资源分配的中心。

  对三星而言,在获得稳定供货的同时,可减少对大尺寸液晶面板的投入,而聚焦于 OLED 面板业务。目前,华星光电和三星显示除供应自身整机厂商外,分别是三星电子和TCL电子最大的供应商,TCL整机面板的50%来自华星光电, 25% 来自三星显示。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关系,体现了 TCL 的产业链竞合意识。

  自工业革命以来,这是现代经济体系一次伟大的再造。美国和中国借助新经济,已赢得了未来发展与竞争的主导权。

  第一,将本土化视为战略根据地,而不是跨国公司眼中的前线战场。根据地的核心价值是创新源泉——靠近市场,洞察需求,建立灵活的生产管理体系满足个性化需求。

  在中国这个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应用最丰富的市场,TCL正在用户洞察和技术应用两个维度里大胆尝试。在 TCL看来,在新时代的竞争中,研发能力、供应链能力是基础;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进步则将考 验企业创新产品体验的能力。心怀“成为智能产品制造和互联网服务的全球领先企业”的愿景,TCL正在努力构建面向未来的全球性企业的竞争优势。

  此外,中国大型企业应对改善创新环境、促进技术创新应用、激励创新人才、拓展全球性创新网络方面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政府应着眼于打造“创新的后座力”,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特别是在全球资源整合、人才、创新政策激励等方面,为市场创造更大政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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